刘禹锡与桃花诗

刘禹锡与桃花诗

文/颜登荣

最近偶然又读到几首描写桃花的诗，想起此时才是古历三月末，野外的桃花应该没有凋零吧。桃花粉红炫丽，妖艳惹人，古代文人墨客多喜题之，最早的出自先秦的《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实为借景抒情，并非专注写桃花。

至于文章，晋代陶渊明著有《桃花源记》，虽不是描写桃花，却与桃花不无关系，一提起《桃花源记》，首先想到的就是溪岸上的那一排排桃花。但真正涉及桃花，最著名、最难忘的作品却是在唐诗里，这里先举一首与桃花沾边的作品。李白《赠汪伦》诗里涉及过桃花，即“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既名桃花潭，岸上必然有桃花，桃花是什么样子不是主题，桃花再美也不适合比喻汪伦的情义，故而只用“桃花潭水”。

下面这首则是用桃花比喻人情，便是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读了后是否有一种惆怅的感觉呢？这是崔护的经历，读者却感觉桃花像是在梦中，若即若离，让人欲觅不得。

再来看看实在的桃花，便是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桃花的炫丽人人都见过了，不再费墨描绘，只写桃花的现世和归隐情况，也教人感叹不已。

还有许多关于桃花的诗不去说了，现在书归正传，说一说富有传奇色彩的桃花，这便是具有“诗豪”之称的刘禹锡和他的桃花诗。刘禹锡22岁中进士，刚做官就参与朝中的革新运动，后因失败被贬为连州刺史，未到任又再降一级，被贬为朗州司马，这一待就是十年。刘禹锡回到长安时已是物是人非，心里很不是滋味。和朋友去玄都观赏桃花后，感慨陡增万千，于是他在《游玄都观桃花》中写道：“紫陌红尘排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表面看此诗没什么玄机，无非是说时过境迁，没想到此首诗很快就在长安传开，朝中一些大臣对号入座，认为刘禹锡借花刺人，许多政治暴发户们心里自然不舒服，谗言一进，当时的唐宪宗也很不高兴，这不是连刺带敲吗？于是刘禹锡就被贬去播州（贵州遵义）当刺史，途中因柳宗元仗义上书，刘禹锡终没去成蛮荒的播州，而是改为广东连州，不然遵义会更负历史盛名。

刘禹锡第二次被贬，是桃花诗惹祸，又过了十二年，刘禹锡被调回长安，正好又逢春季，他故地重游，但当年种桃的人已经去世，望着眼前荒废的景象，想起过去那些争权斗狠的官员们一个个跨台了。又一次“物是人非”，他再一次吟道：“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题为《再游玄都观》，这本来只是一种伤感情怀，谁知又有人说他是“新诗发旧骚”，对皇帝不满，皇帝本来对刘禹锡就看不顺眼，于是又将他贬出京城，还是当刺史。

刘禹锡两次被贬都是因为写桃花诗，是桃花害了它，于是有人就说他“命犯桃花”，还将这一事件定为“桃花案”。按命理学认为，所谓“命犯桃花”是指男女关系的“桃色事件”频频不断，喻示婚姻不顺，与个人的政治仕途扯不上关系，说“命犯桃花”只是个比配。刘禹锡写桃花诗不过是巧合，他共三次被贬，第一次不是桃花，第二次才是“桃花”祸始，第三次也因为第二次的缘故。

刘禹锡第二次被贬回京后难免会故地重游，想到自己因桃花陷落，看到桃园已经衰败，于是就写诗凭吊。这本来是沧桑感慨，偏就有人要牵强附会。扣上“发牢骚”的帽子。一般来说就算牢骚也没什么了不起，何需小题大做，但刘禹锡从不受皇家待见，奸佞小人想算计谁多的是把柄和借口，刘禹锡正是他们的眼中钉。

刘禹锡被贬是封建王朝“文字狱”的开始，假设当初他写的不是桃花，而是杏花、梨花什么的，又会说他命犯什么呢？刘禹锡两次因桃花诗被贬，看是偶然实为必然，因为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命运，无论写什么都会成为把柄。只是受贬而已，没下狱就万幸。事实上政治帽子也不好扣，文字狱多因被扣反文、反诗帽子而开罪，刘禹锡的桃花诗连“讽诗”都够不上。当时人和后来人纯粹是据诗推理，可以说是捕风捉影。至于诗是否言志只有刘禹锡心里明白，他的命理其实不是犯桃花，而是犯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