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基础是如何逐步瓦解的
魏玛共和国是指1918年至1933年间采用共和宪政政体的德国，于一战中德意志第二帝国崩溃后成立的，因其立宪会议召开于魏玛，故而史称“魏玛共和国”。这是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共和体制的尝试，却因希特勒以及纳粹党的上台执政而结束。1933年，纳粹党政府采取一体化政策之后，魏玛共和国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既然魏玛共和国的共和宪政制度是在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诞生的，那么为何在短短十几年后就被推翻了呢？这其实需要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世界经济大危机和生产合理化运动带来的福利制度危机和长期结构化失业问题进行分析，它们将德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暴露无遗。
德国战败与《斯汀纽斯-列金协定》
一战末期，在美军来临欧洲战场、英法发起亚眠战役之后，德国败局已定。在此情形之下，1918年10月德国雇主协会（企业家联合会）主动委派鲁尔工业巨头胡格·斯汀纽斯代表工业企业家与工会展开谈判，工会方面的代表是自由工会主席卡尔·列金，双方围绕德国未来政治和经济发展前景展开了深入交流和谈判。
德国企业家集团之所以主动要求与工会展开谈判，源于内外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是此前一年（1917年）发生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这次由列宁领导且以废除私有制为目标的运动引发了西方企业家的恐惧。由于俄国是在一战中后期战场失利的情况下发生革命的，因此德国企业家担心德国战败之后也会发生类似的革命，故而希望率先与工会进行接触，力求通过谈判达成摸底和妥协的目标。其二，企业家希望通过与工会的联合，促使国家于战后放弃对经济的管制措施。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全体社会的对抗战争，这让国家得以通过实行战时政策的方式来控制经济，这显然是企业家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
企业家联合会希望通过与工人阶级达成一个协议，向当局表明战后经济即便没有国家管控，亦可良好运转的状况，用以说服当局根据雇主协会和工会的设想来重新安排战后经济政策。而对于工会方面而言，既然德国败局已定，未来不可避免的将陷入更为混乱的局面，那么通过谈判的方式为工人获取更多的好处，并建立一个劳工阶层集体谈判的有效机制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魏玛共和国成立一周以后，雇主协会与工会就签署了一个协议，即《斯汀纽斯-列金协定》。
中央劳动共同体与阶级合作主义
《斯汀纽斯-列金协定》宣告了工会和雇主联合会的形成了一个德国中央劳动的共同体，双方进行了一次跨越阶层的合作。比如工会在未来的议会中将会维护私有制资本主义经济秩序和原则，作为交换企业家集团则承认了自由工会对工人群众的代表身份，并同意工人拥有结社和罢工的自由，并规定工资、工作环境等将由双方集体协商确定。正是在这份协定的基础上，德国工人阶层成功争取到了8小时工作制等一系列权益。
不过，由于战后初期德国面临战争创伤、巨额赔款等一系列问题，经济极不景气。在魏玛共和国最初的5年里，由于没有外来经济援助，企业家利益集团和工会集团为了保持利益分配的平衡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勉强维持。通货膨胀将德国企业家的成本负担转移到了价格上面，却也通过滥发纸币支持了工人的工资以及其他财政支出，维系了中央劳动体的政治基础。
在德国传奇外长施特雷泽曼的努力下，道维斯委员会提出的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报告，即道威斯计划。此后德国资金奇缺的问题获得解决，并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物质装备和技术帮助，德国经济整体也渐渐趋于稳定。不过这样一来，劳资冲突就迅速加剧了，双方过去的合作关系面临瓦解的可能。此时企业家们想要推翻《斯汀纽斯-列金协定》的种种协定，减少工资、延长劳动时间；而工会集团恰恰相反，想要增加工资收入，并通过国家仲裁制度开始推行许多有利于工会的政策。
生产合理化运动
由于魏玛共和国的共和制度（福利体系、仲裁制度）以及《斯汀纽斯-列金协定》的制约，德国企业家无法通过通货膨胀或降低工资的方式转移生产成本上的负担，因此只能寻求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优化。一战中，随着大量欧洲订单的到来，美国工业管理理论“泰罗制”和“福特制”趋于成熟和完善。其中泰罗制是指通过管理、分工、刺激性付酬、工作定额等方式提高生产效率，而福特制主要是指流水装配线，通过标准化分工的方式实行作业的机械化和自动化。德国决定效仿美国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优化制度，即生产合理化运动。
生产合理化运动按照最优秀工人所能达到的标准，通过工序拆分、流水线作业的模式进行分工，生产效率获得了极大的提升。在企业家群体来看，通过生产合理化提升自身的实力，有利于改变现有中央劳动共同体中雇主和劳工的平等谈判地位，重新恢复到签署《斯汀纽斯-列金协定》之前的国内经济状态中。换言之，德国企业家对生产合理化的支持，是为了重新占据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这显然是工人群体所不愿意看到的。
不过，事实上生产合理化运动同样获得了工会组织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工人政党）的支持。这是因为他们认为通过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可以开创一个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的条件。如此一来，在通货膨胀条件丧失以后，德国的劳资双方围绕生产合理化运动再度达成了一种合作关系，只是由于双方目标设定的南辕北辙，这种浮于表面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脆弱的。
长期结构性失业和福利制度危机
由于对工序流程进行拆分，工人被划分为不同的工种，相互之间的专业技能水平、可替代性、工资酬劳、作业时长等存在非常大的差异，整个工人阶级中发生了明显的碎片化效应。不同行业、不同工种之间的工人，其利益发生了非常大的差距，再去讨论工人群体的整体利益就显得十分困难了。随着生产技术、工厂管理模式的变迁，许多被时代淘汰的部门和工种便会被新的部门和工种所取代，从而造成了长期结构性失业。不同于此前的失业类型，由于工种被永久性取代，即便经济复苏之后也不能重新上岗了。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生产合理化流水线是以最优秀工人的工作效率作为标准的，严重加大了对工人身体的磨损，加剧了社会怨气。
随着大量工人面临长期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以及在岗工人的沉重工作负担，德国的内需市场日益萎缩。工人群体的购买力和消费欲望大幅下降之后，整个社会经济就出现了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陷入恶性循环之中。结果，理想化的生产合理化运动既没有达到工会的目标，也未能实现企业家的想法。越来越多的失业者开始倾向于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德国的社会秩序出现了许多不稳定因素。此时如若魏玛共和国发挥德国传统的国家福利制度优势，加大社会福利金的投入，或许可以缓和局势，只是即便是经济环境最好的20年代里，德国的经济也未能出现显著起色。没有完成充沛资金积累的企业家们显然不愿意国家增加税收，用于福利金的投入。为此，企业家集团也日渐倾向于粉碎魏玛共和国这个秉承社会福利制度的体系。
此时的德国内部充斥着充满戾气的失业者、苦不堪言的劳动者和忿忿不平的企业家，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也就遭受了严重的腐蚀。希特勒以及纳粹党徒趁此机会到处煽风点火，迅速获得了德国舆论的广泛支持。
综上所述，在一战后期德国败局已定、俄国列宁革命成功的大背景下，德国企业联合会主动寻求与工会组织谈判，签署了《斯汀纽斯-列金协定》、建立了中央劳动共同体，以杜绝工人革命和战后国家经济管制的可能性。战后初期，双方在通货膨胀的掩盖下维持着利益分配平衡，却于道威斯计划后迅速激化了劳资冲突。出于迥异的目标，企业家和工会组织均对生产合理化运动给予大力支持，却造成了工人利益碎片化、长期结构性失业、内需市场萎靡等问题，社会戾气愈演愈烈，魏玛共和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脆弱性暴露无遗。纳粹主义趁此机会到处煽风点火，并以民主选举的方式成功攫取了德国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