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疯子"猛攻襄阳，刘伯承亲自指示：敌军司令只能活捉，不能打死
开国中将王近山，红四方面军出身，二野名将，智勇双全。
王近山能打硬仗，在二野是出了名的，他打仗特别猛，人送外号“王疯子”。作为王近山的上级领导，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曾这样评价王近山：
王近山是一员难得的智勇双全的猛将……一人投命，足惧万夫。狭路相逢勇者胜，没有点疯劲，没有不怕死的精神是不行的！”
所以，对于这个“王疯子”，刘伯承、邓小平都很欣赏，也很信任，仗都是放手让他去打，很少直接干预，别管多硬的骨头，只要交给“王疯子”，一定能啃下来。
可在1948年的襄樊战役中，刘伯承却亲自发电指示王近山：敌军司令只能活捉，不能打死。
王近山收到指示，二话不说，传令攻城部队：一定要活捉此人，捉不到不算全胜。
这个人到底是谁？刘伯承为什么发电指示王近山对此人必须活捉，不能打死？我军最后究竟是否活捉了此人？此人最后又有什么样的结局？
此人便是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深受蒋介石器重的康泽。
刘伯承
忠心耿耿，甘当特务头子，康泽为何得到蒋介石的器重？
蒋介石喜欢任人唯亲，搞团团伙伙，导致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为了排斥异己，他大搞特务政治，复兴社、三青团、军统、中统等组织，都沦为特务政治的工具，其中一部分骨干分子，遭到蒋介石洗脑，沦为他的心腹亲信，对他“忠心耿耿”。
康泽就是其中之一。
康泽，四川安岳人，出生于1904年。1925年大革命期间，康泽头脑发热，和朋友一起远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第三期，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
黄埔军校人才济济，一不小心就会被淹没在人堆里，再无出头之日。康泽的运气不错，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接受校长蒋介石的考校时表现不错，进入了蒋介石的视野。
第二年，国共双方选拔优秀的年轻人才前往苏联学习政治军事，在确定学员名单时，蒋介石加上了康泽的名字，康泽就这样得到了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机会。
康泽性情狠辣，心机很深，在苏联期间曾干过一次为人不齿的卑鄙勾当。
1926年秋，中国留苏学生在莫斯科聚会，康泽也参加了，一起参与聚会的还有共产党员、曾任黄埔军校秘书长的邵力子，及其妻子傅学文。
闲聊过程中，有人问傅学文：“你比邵力子小十岁，为什么要嫁给他？”
傅学文是一名女中豪杰，心直口快，而且嫉恶如仇，对野心家蒋介石一向厌恶，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我准备借邵力子的关系，回国以后刺杀蒋介石。”
大家哈哈一笑，只当是戏言，谁也没有当真。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句话却进了一个人的耳朵，这个人便是康泽。
过了一会，康泽施施然走到傅学文身边，假装没有听见傅学文说的这句话，好奇地问道：“你刚才说了什么，为何引得大家发笑？我刚才没听见。”
说完，康泽掏出随身携带的小本子，请傅学文写下来让自己看看。
傅学文心思单纯，哪知是康泽诡计，坦然写下了自己要刺杀蒋介石的豪言壮语。
康泽看后，淡淡一笑，什么都没说。回国以后，却掏出一张纸条，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接过一看，白纸黑字，赫然就是傅学文要刺杀自己的那番话！
傅学文一介女流，还是个知识分子，根本不可能也没有能力刺杀蒋介石，所以蒋介石见了纸条也只是心中厌恶，并未当真。
不过，康泽的举动却很对蒋介石的胃口，让蒋介石觉得这个人够狠、够阴、够忠诚，若悉心培养，假以时日，必将是一条忠实的特务鹰犬。
凭借这次卑鄙的告密，康泽赢得了蒋介石的信任，被委派出任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训导员，1927年又担任了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可谓一飞冲天。
蒋介石
康泽每天随侍蒋介石左右，鞍前马后，唯命是从，加上心机深沉，善于逢迎，深得蒋介石欢心，一年就被下放为陆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此后，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康泽充当了蒋介石的急先锋，在“清共”一事上十分卖力。
康泽是黄埔军校毕业，也在军队效力，但并不擅长带兵打仗，他的特长是搞政工。
1931年，蒋介石授意康泽与贺衷寒、戴笠、桂永清、郑介民、邓文仪等人筹备组建“中华民族复兴社”，蒋介石亲任社长。
如果只看名字，会觉得“复兴社”是一个正能量机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具有军事情报团体，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对蒋介石的个人崇拜，实际上成为蒋介石加强对军队军官思想控制的工具，目的是为了维持其独裁统治。
复兴社的核心成员几乎都是黄埔精英，其中最杰出的13个人被称为蒋介石的“十三太保”，康泽即是其中之一，其职务是宣传处处长兼《中国日报》社社长。
“十三太保”中，康泽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之一。
复兴社主要有三大系统，政训系统，由贺衷寒负责；特务处，由戴笠负责（后来发展为军统）；行动处，即别动总队，就是由康泽负责，这个别动总队类似于德国纳粹党的党卫军，手握精锐武装，力量不可小觑。
在蒋介石的关照下，康泽青云直上，而他也很识趣，对蒋介石感恩戴德，极其忠诚，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同时要求“队员绝对服从命令，为了蒋介石要“生的进来，死的出去”，从而深得蒋介石欢心，逐步走上职业生涯巅峰。
1938年，蒋介石任命康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政治部第二厅厅长，不久又任其为复兴社总社书记、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武汉支团部主任、战时青年服务总队总队长，而在此之前1936年，康泽已经晋升为陆军中将。
一时间，34岁的康泽身兼数职，个个显要，成为蒋介石身边最大的红人之一。
权势的扩张让康泽有些膨胀，他开始以权营私，福威自擅，仗着蒋介石的宠信，对很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不放在眼里，从而引起对方的不满，这些高级将领开始不断排挤康泽，康泽的一些负面言论不断传到蒋介石的耳朵里。
慢慢地，康泽开始失去蒋介石的宠信，一度被派去美国考察，回国之后虽然当选为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却已失去实权，不复昔日风光。
襄樊战役，下令施放毒气弹，刘伯承亲自指示：务必活捉
解放战争期间，不擅军事的康泽毫无用武之地，十分郁闷。
不过，到了1947年，蒋介石还是给了这位昔日的心腹红人一个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年11月，蒋介石委任康泽为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拨六十二师、二O二师和川军3个旅归其统率，总兵力达1万余人。
第十五绥靖区的辖区是以湖北襄阳为中心的鄂、豫、陕三省边区的28个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为兵家所必争之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国共两军逐鹿中原，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这四大流域一带展开争夺，更凸显其重要性。
此时，蒋介石选中康泽出镇襄樊，可见对他的信任，也是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
对于蒋介石的信任，康泽感激涕零，他利用半年时间，强占土地，征集砖石，大伐树木，构筑了大小据点和防御工事数百处。
康泽自信满满地以为可以和解放军掰手腕，只可惜他遇到的对手是刘邓大军。
1948年6月，中原野战军发起襄樊战役，攻击主力第六纵队负责进攻老河口一带，司令员王近山人称“王疯子”，打起仗来勇猛无比，每战皆捷。
在王近山的指挥下，康泽引以为傲的防线如同纸糊般不堪一击，我军迅速扫清了敌军外围，准备向樊城守军发动进攻。
1948年7月6日上午，康泽正在襄阳司令部开会，襄阳北门的守军突然打来电话：
报告司令，我军一六四旅从樊城前线撤退回来，大小几百条船只坐满了人，已经开到襄阳城下，请求开城门放他们进来。当否，请指示！
康泽一听，顿时来了气，大骂道：“谁叫他们撤退的！ 谁让他们丢下樊城不管的！樊城决不能丢！让他们赶快回去！谁不回去，马上枪毙！”
樊城与襄阳唇齿相依，丢了樊城，襄阳也得完蛋，所以康泽才下了死命令。
一六四旅进不来，只好返回樊城，却发现居民家家户户的门口都摆上了茶水、糕点，甚至还有香烟、猪肉、鞋袜等物品，旅长刘某还以为是老百姓犒劳他们的，一问才知道人家是准备欢迎和慰劳解放军的，国军已民心尽失。
康泽得知这一消息，暴跳如雷，立即下令使用迫击炮发射“黄磷弹”，把北门附近的民房全部烧毁，防止解放军借掩护接近城垣。
黄磷弹是一种燃烧弹，属于化学武器，有毒，一旦沾染人的皮肤，会将皮肤和血肉全部烧光，只剩下骨头，威力十分可怕，是被国际法禁用的武器。
当晚，黄磷弹爆炸的声音此起彼伏，震耳欲聋，紧接着大火熊熊燃烧，烧红了半边天，很多百姓的房屋毁于一旦，景象异常凄惨。
下令使用黄磷弹，足以说明康泽已经丧心病狂，毫无人性。
康泽的垂死挣扎，根本不足以阻止我军的强大攻势。在“王疯子”的猛攻下，樊城很快易手，战火烧到了襄阳城下，康泽被困城中，急得团团转。
攻城在即，死伤难免，王近山突然接到刘伯承的指示：康泽只能活捉，不能打死！
康泽如此可恶，百死莫赎，刘伯承为何做出指示，务必要保住康泽的性命？
其实，正是因为康泽的罪恶行径，刘伯承才和邓小平商量之后做出这个指示。如果让康泽战死沙场，反倒是便宜了他，必须活捉这个罪魁祸首，让他接受人民的审判。
王近山收到刘伯承的指示后，立即传令下去：一定要活捉康泽，捉不到不算全胜。
我军兵临城下，康泽胆战心惊，连忙打电报向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求救。
白崇禧当即表示没问题，派一个师前来支援。
但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康泽暗骂白崇禧一番，又向南京“国防部”求救。
“国防部”回电速度也很快：侦知共军主力已向淮海地区移动，襄、樊一带无共军主力部队，贵部所言“刘伯承邓小平部第六纵队”从何而来？ 是否番号搞错了？希查实再报。
康泽又是一顿叫骂，再向蒋介石发报求援：共军有山炮6门，我军没有重武器，请求支援！
蒋介石的回电速度更快：山炮破坏力不大，襄阳城墙坚固，易守难攻，不在话下。若兵力不足，可放弃城外据点，固守待援。
万般无奈下，康泽只好放弃城外据点，退守城内。为了阻挡我军攻势，康泽再次下令施放黄磷弹，把南门外的民房也焚烧一空，以便扫清视野，射击攻城的解放军。干完这些，康泽还不忘向蒋介石发电表态：“生决心与城共存亡，以报党国和校长！”
康泽如此忠实的表态，并没能等来蒋介石的援军。7月15日黄昏，我军发动猛攻，一举突破襄阳城的西门，接着又突破了南门，部队源源不断开进城内。
16日下午，我军向敌军司令部发起最后攻击。面对我军的强大攻势，敌军很快崩溃，死伤众多，剩下的不是被俘就是投降，战斗宣告结束，我军大胜。
王近山
装死被生擒，康泽面对刘伯承，不得不低头：我有罪
但还不是全胜，因为康泽找不到了。
我军开始寻找康泽，可搜索了两个多小时，却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时间已近傍晚，大家很着急，于是找到被俘的康泽随从傅起戎，询问康泽的下落。
傅起戎带着几名战士找到了一条隐蔽的地道，战士们摸索着进入地道，一直往前走，走到地道尽头，发现下面是一个很深的大坑。
洞里躺了不少死人，战士们一阵搜索，发现死人堆里居然还有一个人喘气。
战士们拖着此人走出地道，旁边的几个俘虏一看此人的模样，惊道：“司令官被捉了！”
这个人果然就是康泽。
康泽一听身份被识破，干脆耍起了赖皮，躺在地上，死也不肯起来。
指战员们闻讯迅速赶来查看，只见衣服、头发和脸上都是血污，但仔细一看，却发现浑身上下没一点伤痕，血污全是涂上去的，很明显是为了装死。
“康泽，快起来！”指挥员大喝道。
众目睽睽之下，康泽这个堂堂陆军中将，却赖在地上不肯起来，继续装死。
一名战士用脚踢了踢他，大声说：“不要装死！再不起来，老子就揍你！”
康泽还是一动不动。
战士们愤怒了，高声喊道：“你这个特务头子，害死了多少老百姓，你要血债血偿！”
康泽一听吓坏了，万一对方一激动，真可能把自己给毙了！想到这里， 他再也不敢装死了，一个骨碌爬起来认怂，不停地说：“手下留情！我投降！ 我投降！”
被俘的康泽
是役，我军歼敌2.1万，尤其是活捉了康泽，完成既定目标，可谓大获全胜。
不久后，通讯文章《康泽就擒记详》在报纸发表，“躲入地道装死丑态毕露，躺在地上活像一条死猪”的标题让读者忍俊不禁，也生动展现了康泽装死的可笑丑态。
康泽很快被押解到前线司令部，见到了刘伯承。
面对这位百战百胜的“军神”，康泽低下了自己高傲的头颅，交代了一些作战的事情，但对于自己下令施放黄磷弹一事缺避而不谈，妄图瞒天过海，逃过制裁。
一向很少发怒的刘伯承很生气，严厉地批评康泽说：“不要避重就轻！你难道不知道黄磷弹是有毒的？ 难道不知道烧毁大批民房是有罪的？”
康泽想要反驳，但看到刘伯承威严的目光下，只得低头认罪：“我有罪，我有罪。”
消息传到河北西柏坡，毛主席十分高兴，特别是在得知活捉特务头子康泽后，他亲自修改周恩来亲笔起草、发给中原解放军的贺电，电报提到：
“庆祝你们在襄樊战役中歼敌两万余人、解放襄阳、樊城、老河口等七座城市，并活捉蒋匪法西斯特务头子康泽的伟大胜利……尤其是活捉康泽，更给全国青年受三青团特务迫害者以极大的兴奋……”
刘伯承与邓小平
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康泽被从前线押解到华北，关押到华北军区保卫部严密看护，后来被转送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接受学习改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国民党中央社发出一则电讯：康泽自杀成仁，为党国牺牲。
其实，康泽连伤都没受，只是肩膀擦破了一点皮，他信誓旦旦“与城共存亡”的保证完全成为空谈，而蒋介石把康泽吹捧为“烈士”，完全是刻意为之，自欺欺人。
在功德林，康泽是出了名的顽固分子，但在我们党的教育和感化下，他最终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选择彻底与蒋介石决裂，1965年4月9日被特赦释放。
特赦之后，康泽被安排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此后余生，康泽感念于党的政策，致力于撰写回忆录等资料，也算是发挥余热，并于1967年病逝。
对于康泽这样的大特务头子，我们为什么没有杀了他们，而是教育改造？
1956 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一语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影视剧中的康泽
想必这个愚忠于蒋介石的特务头子，在人生的最后时光，总算知道后悔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