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玉：30岁当省委书记，曾任赫赫有名的野战军政委，建国后怎样了

在新中国建立历程之中，无论抗日战争阶段，还是解放战争阶段，山东都承担了重要的作用。自大革命失败以来，山东省委得以重新建立、根据地不断壮大发展，与曾经整整耕耘13年的一任省委书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个人，就是黎玉。

从河北到山东

时间回到1935年的冬季，时年29岁的黎玉正担任着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的职务。

此时，他已经是党龄九年的共产党员，在一次前往基层领导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接待了来自山东、到河北寻找上级组织的共产党员赵健民，并从他那里听到了山东党组织的种种现状。

自1929年初开始，中共山东省委先后遭遇了来自敌人的十余次破坏，日常工作难以进行。

留在当地的党员不得不各自为战，有的分散隐蔽，有的四处寻找组织关系。

山东的党员在找党，上海中央局也曾经派人到济南去寻找组织，但双方始终未能取得有效联系。

这一次赵健民与黎玉的相遇，终于重新接上了信息通路。

将赵健民和他带来的信息向上级进行汇报之后，黎玉很快接到北方局指派，让他以山东省委书记身份前赴山东，重建党组织并恢复工作。

对当时的黎玉来说，既无足够时间累积人脉，对山东当地也没有太深入的了解，但他二话没说，收拾行装、骑上一辆破旧自行车就去了济南。

黎玉的青年时代

在“单枪匹马赴济南”之前，黎玉与山东这块热土并没有太密切的联系。

他本名李兴唐，出生于山西崞县。

青年时，黎玉怀揣着建设国家、追求进步的渴望而努力求学，与志趣相投的八名山西老乡一起组成了“北大考学团”。

因为大家都是穷学生，除了志气之外身无长物，他们便玩笑式地把这个小团体叫做“九穷”。

从1925年开始，黎玉投身进步学生运动，次年入党，又于1929年进入了北平法政学院学习。

在大学内他担任了学院党支部书记，以学生身份作为掩护，秘密从事革命工作。

四十多年后，曾任北平法政学院院长的王之相还写了一阕《沁园春》赠给曾经的学生黎玉，其中有“看青年奋起、红日东升，百川汇海、众志成城”的句子，追忆当年那段挥洒青春热血的岁月。

结束学业后，黎玉又曾经担任过天津、唐山等地市委工作，并在唐山领导了震动全国的开滦五矿总同盟工人大罢工。

坟地里的会议

离开已经工作一段时间、较有经验和根基的河北，前往山东重建被破坏的组织，其中潜藏的困难与危险可想而知。

当时的一个细节能够从侧面反映局面的危急：1936年5月1日，重建中共山东省委的第一次会议秘密召开，与会者除黎玉本人外，还有组织部长赵健民、宣传部长林浩等人。

为加强隐蔽、降低风险，他们不但决定暂时不用省委名称，而使用“山东省工委”的名义来领导工作；甚至就连这重要的第一次会议，也是在济南四里山附近一块松柏浓密的坟地里举行的。

就在这个新组成班子的有效工作下，原本被“打散”的山东省委重新运作起来。

1937年4月延安党代会不久，卢沟桥事变发生。

日军在肆虐平津之后，又沿着津浦铁路将侵略的魔爪伸到了山东。

由此开始，抗日武装斗争成为摆在山东面前的重要工作之一。

在山东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根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当地的客观实际情况情况，黎玉制定了多项措施并推动执行。

为了抗战的需要，要尽快且有效率地组织发展自己的部队，那就是抗日游击队。

为了贯彻这一系列措施，连省委机关都从济南搬到了徂徕山所在的泰安。

黎玉直接领导了徂徕山起义，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自此诞生。

抗日战争时期的山东岁月

到1938年底，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山东各地的抗日武装整编为游击兵团，也就是八路军山东纵队。

这支队伍由张经武任指挥，黎玉担任政委，旗下辖10个支队又3个团共2.45万人，另有地方武装万余人。

在沂水县王庄的一座天主教堂内，至今还保存着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和办公的旧址。

早在这支队伍建立和整合之初，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重点关注，并进行了多方考虑。

毛主席曾致电表示，应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的番号，否则一旦面临各地国民党的控制甚至通令解散，便陷入被动的境地。

山东省委据此进一步明确了武装建设的方向，致力于将军队打造成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

八路军115师主力入鲁之后，山东纵队与之并肩作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黎玉本人也曾经在对崮峪反“扫荡”战役中负伤。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黎玉作了《山东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的发言，回顾了抗日战争时期山东的征程。

当时，山东的对敌斗争面临着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多因素的压力，尤以1941年和1942年最为艰难。

日寇多次对沂蒙山根据地进行所谓“铁壁合围大扫荡”，抓不住八路军的主力部队，便拿出“三光”政策对山区进行梳篦子式的清缴。

八路军和根据地以“三空”应对，也就是搬空、藏空、躲空，不但坚壁清野，就连水井也埋了起来，以免敌人利用。

针对沂北山东纵队驻地，敌人则出动飞机大炮配合，进行所谓“拉网合围大扫荡”。

激战中，国民党51军一个营也被日军逼到了山下，山东纵队以抗日为重，立即就同意对方上山共同抗日。

筹措黄金，支援抗战

在军事斗争的同时，其他方面千头万绪的工作同样不能放下。

为发展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了起来，黎玉担任主任，并先后主持制定了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数百条条例法规。

该委员会后来改名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黎玉仍担任主要领导成员。

这一机构实际上可以视为山东省人民政府的前身和雏形，也足可看出黎玉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成长过程中的贡献和重要性。

不仅如此，抗战时期的山东还承担了另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筹措黄金。

到延安开会时，黎玉了解到延安急需黄金的情况。

回到山东后，他立即组织山东分局召开会议，布置接下来的针对性工作。

大批富有工作经验的骨干人员被派到胶东，首要目标就是加强胶东党和军队的建设。

后来黎玉更是亲自带团前去考察，除了调整党政军领导班子之外，另一个工作重点就是筹集黄金。

谁都知道黄金是值钱的东西，也是容易令人眼红的硬货。

如何能够确保筹集、运输黄金的整个过程万无一失，黎玉和党员干部们煞费苦心。

他们研究制定了一整套严密的运行系统，例如在干部队伍去党校学习的时候，就让他们带着金子先送到山东分局或者山东纵队。

黎玉在自己的笔记中曾经提到过，山东抗日根据地收入的1/3都上交了延安。

后来有研究统计，抗战时期光是从山东给延安送去的黄金就有13万两之多，贡献是很大的。

山东提供的贡献和支持不仅仅是钱，自从抗大一分校迁到山东之后，山东还建立了若干学校来培养干部。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大军南下，许多解放城市都需要骨干人员来进行接收和管理，此时山东培养的人力资源就派上了大用场。

军民鱼水，亲如一家

黎玉之子黎小弟参加一档电视专题节目时，曾经披露过当初山东根据地的不少旧事细节，充分反映了当时那种军民一家、不分彼此的和谐状态。

其中有一张拍摄于1943年11月，题名“滨海劳动模范”的黑白照片。

照片中，前面一二排坐着的人有男有女，看穿着显然都是从普通群众中评选出来的劳动模范。

穿着制服的黎玉和另外两位干部，则非常自然地站到了合影的最后一排。

这个细节就鲜明地反映了当时的风气，人民才是最值得关注和称赞的英雄，干部也把自己定位为人民的一份子。

黎小弟还说，他曾经用了不少时间精力，去整理父亲留下来的大量遗物和资料。

然而在当年战争年代中，那么紧张又危险的情况下，这么多历史资料又是怎样保存下来的？

他常常感到疑惑又好奇，希望有机会能够一探究竟。

这个谜底，直到他找到当年曾经给黎玉当过房东那家人的后人，才终于得到解决。

原来，黎玉早已考虑到战争年代情况多变，带着大量资料行军打仗不但不方便，而且还可能增加遗失、破损、泄露等等各种难以预知的风险。

于是他将不少资料交给了房东，嘱托房东代为保管。

房东拿到资料后谁也没告诉，直接用厚牛皮纸把所有东西包扎起来，塞进一只水缸，然后再将整个水缸都埋进地洞里填埋起来。

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局面稳定下来，黎玉才派人找到当年的老房东。

而这些资料，依然毫发无伤地躺在房东埋下的那个水缸里。

这也可见在当年山东根据地，军民关系是何等亲密，老百姓为了帮助自己的子弟兵，又是多么地掏心掏肺不遗余力。

也正是有了人民作为最大的靠山，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山东才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

后来经过改编、一元化领导等变动，黎玉曾经担任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务。

到1945年前后，他又协助罗荣桓，领导山东军民发起了针对日伪军的大反攻。

到大反攻结束时，山东境内南起陇海路、北至黄骋南皮、西迄津浦路、东到大海，除了铁路沿线和济南、青岛等少数大城市之外，已经全部成为抗日根据地。

黎玉自己的总结

关于抗日战争阶段以及之后解放战争阶段，山东根据地作出的贡献，黎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有过系统的总结。

他认为，山东与中央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山东的政治、军事、经济“始终都在党中央的一盘棋上”。

资金、物资、人员，山东在各个方面都给出了有力的支持。

1947年即将入冬，山东人民妇孺齐上阵、争分夺秒赶制军衣，在极短时间内就完成了75万套棉军衣和140万套单军衣的制作任务，解放战争时期的支前民工更是多达700多万人。

在解放战争阶段，黎玉仍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并兼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山东野战军政治委员等职务，为协助陈毅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支援其他战场，完成了大量繁杂重要的工作。

纵观黎玉的一生，为山东根据地的建立壮大、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挥重要作用，他都贡献良多，也因此担任过省委书记、野战军政委等重要职务。

可后来因为一些原因，他一度降职到处长级别。

然而他自己对此却始终坚持着顾全大局的态度，每每作报告写文章，他总是把人民的贡献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评价自己却只说“为党为革命做了一点工作，是个人应尽之责”。

更大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正是国民党进攻之时，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对立、关乎全面战局的走向，与个人得失相比，他选择了退居幕后、相忍为国。

这种胸怀和气度，是很少有人能够达到的。

新中国成立后，黎玉曾经在上海市委、北京中央财委、机械工业部等多个部门担任工作，并担任多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1986年5月30日，黎玉病逝于北京。

直到多年后他的回忆录公诸于世，他的儿子也将一些过去的实物和资料披露出来，黎玉的贡献和事迹才更多地为人所知。

参考资料：

《父亲黎玉与山东抗战的不解之缘——传承红色基因，致敬百年征程》；山东电视文旅频道《一张照片》栏目

《抗战人物：黎玉》；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黎玉在山东的抗战岁月》；叶介甫，读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