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历史真相被扭曲 蓝博洲批民进党史观
问：如今，228的起因被台派广泛化约为省籍矛盾，这个说法与历史真相吻合吗？
蓝：如果这个说法就是历史真相，应该就没什么好说了。你也不会提出这个问题。你既然提了，那就意味着不认为它吻合历史真相。那么，历史真相是什么呢？首先，人们必须知道的是228的实态及其处理;然后是关于它的论述发展。显然这不是一次简短的访谈能够说清楚的，因为它是夹杂着现实政治斗争的复杂而简单的历史问题。
从现象面简单说，它起于1947年2月27日晚上在台北街头爆发的警民冲突，随即蔓延北、中、南部几处主要城市，相继出现民众武力接收行政机关，攻打军事据点的战斗局面，从而惊动南京国民政府派兵镇压与清乡。前后数周。斗争在两条战线同时展开，一条是以省参议员王添灯为代表的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文斗，具体体现于宣传组长王添灯的“对策委员会”综合讨论后草拟的32条〈处理大纲〉，其中包括：“对目前的处理”7条，“根本处理”（包括军事方面5条、政治方面20条）25条。总的来说是:反对在台湾征兵，反对将台湾陷入内战漩涡，制定省自治法为本省政治最高规范，地方首长实施民选，省府各级警政官僚由本省人充任，以及言论、出版、罢工、集会、结社自由等民主、自治的具体要求。另一条是武装斗争：主要是中共台湾地下党武装部长张志忠领导的在云嘉南地区战斗的自治联军，张志忠指导、以老台共谢雪红为首在台中地区战斗的27部队〔民主联军〕，以及中共地下党人李中志〔1916-1950〕与郭琇琮〔1918-1950〕、陈炳基等领导指挥的未能落实的台北地区青年学生的武装起义。一句话，228文武两条战线要求民主与自治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也就说明所谓“省借矛盾”并不是228的“起因”。也因此，同年11月12日，参与228斗争而流亡的谢雪红等人在香港成立的反蒋爱国统一战线---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强调的还是民主与自治。
没错，事变的镇压，让台湾民众对中国和民族事务一度产生了挫伤、抑忿、幻灭、噤默与离心，更埋下死伤者家属内心难解的怨悱，并且长期伤害了台湾内部的民族团结。例如，“台独祖师爷”廖文毅，在台湾光复时发现“民族精神的振兴”“国土重圆”“家人再集”与“统一的国家和政府”等四个事实，同时希望并努力要在明年庆祝双十节时让台湾同胞的“内心和外观”“都能完全还到祖国”，“乡土也已经完全的受着祖国的风气”；让“台湾和大陆纯全的融合变成一体”。然而，在美国的阴谋支持下，他和那个曾经谱写〈台湾光复词〉讴歌祖国与光复的弟弟廖文奎，却在香港搞了台湾脱离祖国的所谓“托管运动”。
省籍的“隔阂”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台湾社会的主流舆论并没有因此就否定祖国。有识之士，如叶荣钟，忧心“茫茫恨海几时填”而呼吁“莫因惨史疑光复”。再如以杨逵为代表的本省籍 〔包括后来搞“台独”的彭明敏〕与省外知识分子雷石榆〔228后与台湾现代舞先驱蔡瑞月结婚生子〕等，为了跨越228所造成的省籍鸿沟，加强省内外作家和文化人的团结等问题，在外省人主编的省府《台湾新生报》“桥”副刊，展开长达三年关于台湾新文学建设等重要议题的讨论，确立台湾文学始终是中国文学的战斗的分支等共识，呼吁在台湾的文艺工作者应该不分省内省外，在全国人民反内战、要和平的民主化运动浪潮中深入社会生活与人民群众，创造反映时代动向，人民所需要的具有战斗的内容、民族风格与形式的新文学，作为人民战斗的力量，为和平、团结和民主而奋斗。1949年1月21日，杨逵并与外省籍文化界人士在上海《大公报》刊发了“台湾中部文化界联谊会宣言”〔后来被称之为“和平宣言”〕，声称要通过“省内省外文化界的开诚合作”，“泯灭省内省外无谓的隔阂”，把台湾建设“成为一个和平建设的示范区”;同时提出“消灭所谓独立以及托管的一切企图，避免类似228事件重演”、“实施地方自治”、“防止任何战乱波及本省”等诉求。它大体与228事件处理委员会的32条〈处理大纲〉、台盟〔以及中共地下党〕的主张与诉求一致，都是在延续228人民起义没有完成的历史任务。
从历史事实来看，我认为，228所产生的认同问题，事件后的台湾社会主流已经解决了，只是1950年的韩战让历史的进程改变了轨道。至于你所谓228的起因如今被台派广泛化约为“省籍矛盾”，则有一个历史解释的夺权过程。
岛内公开纪念228的起点是解严前夕的1987年，也就是228事件40周年。岛内台独派政客与文人针对国民党长期以来政策性掩饰的“共匪阴谋”与“奴化遗毒”论，在共同的反共意识下，假借“和平日”〔和平台独〕为名，走上街头，展开扭曲228政治诉求为“台湾独立”的历史虚构工程，通过把台湾孤岛化，建构所谓“外来政权＝国民党政权＝外省人＝中国人镇压台湾人”的228论，在时代与历史的真空中策略性地打造“省〔国〕籍矛盾”史观，做为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进而厚植台湾民众的分离主义身分认同。1988年，在美国的台独文士更进一步把228定位成“台湾人的国殇事件”，召唤台湾民众的悲情意识，强化“去中国”的所谓“台湾人主体意识”。1991年年初，李登辉指示行政部门组成“228事件研究小组”，开始收编228为“台湾人的悲情”。1992年2月公布了《228事件研究报告》。1995年228当天，李登辉又以“国家元首”的身分“承担政府所犯的过错”，向罹难者家属“道歉”。同年，228基金会开始受理申请赔偿金的业务。到了2000年，政权轮替，陈水扁取消了10月25日台湾光复节〔所谓“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地位未定”〕的假日与纪念，228取而代之，成为法定的“台湾人的国殇日”。2005年，马英九当选国民党主席。翌年起就放弃历来“国共内战”历史结构下的228论述，承认“官逼民反”论，年年代表国民党或中华民国政府为228道歉，并表示卸任后还将继续道歉，不会停止。至此，在“反共共识”下，“台独”与“独台”的228论合流。228的历史面貌更进一步混沌。“和平”结束内战历史之日更加遥遥无期。
其实早在1991年10月10日，外省籍官员汪彝定在《联合报》发表的〈痛论省籍情结与“台独”〉就写道：“近来台湾的政治问题，毫无问题是统独之争。但事实上这个独统之争的背后，却隐藏着比独统争执更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那就是省籍情结。假如没有省籍情结的话，独立根本是台湾四十年来的政治现实，用不着争的。事实上已经独立，却还要这么轰轰烈烈地搞独立运动，除了省籍因素以外，实在很难解释。”今天来看，这也说明了所谓“省〔国〕籍矛盾”，或者说“台独与独台”现象背后的本质都是“反共”，“独统之争”是伪命题，权利斗争才是事实。
问：那么，你会如何看待228事件的本质呢？
蓝：228是历史遗留的尚未彻底解决的台湾问题的一页。问题的根源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建中国不得不面对资本主义列强的蚕食鲸吞。无以数计的爱国知识分子从此苦思“中国往何处去”的命题，同时朝着如何“现代化”的道路，展开漫长而艰辛的寻索以及分歧的实践。1874年，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日本派兵进攻台湾牡丹社原住民，暴露侵略中国的野心。于是有了1885年台湾建省与首抚刘铭传的现代化建设。但是，1895年4月17日，甲午战败的清廷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因为台湾的割让，就有了台湾问题的产生，以闽粤移民为主的台湾汉人也随着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祖国意识与弃儿意识（孤儿意识），并且随着历史的进展而有了此起彼伏的发展。综观日据五十年，祖国意识始终是台湾民众身分认同的主旋律。
抗战胜利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律档，“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包括钓鱼岛) 无可争辩地回归中国。但是，历经百年战乱，祖国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混乱中。法理上的复归，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国民复归，更没有促使台湾的经济解放，再加上部分接收官僚的贪污腐化，终于造成台湾政经的混乱与恶化。概括地说就是：日产独占、忠奸颠倒、内战激化、通货膨胀、经济紊乱、物价波动、米糖输陆、工农萎缩、失业剧增、粮食不足、社会不安、政治动荡。于是，民间开始流传着反映现实的“五天五地”顺口溜：“盟军轰炸/惊天动地，台湾光复/欢天喜地，接收官员/花天酒地，现实生活/黑天暗地，台湾民众/呼天唤地”。于是，诚如外省诗人臧克家事变期间在上海《文汇报》发表的诗作＜表现＞所云：“五百天，五百天的日子，还没有过完。祖国，祖国啊，独裁者强迫我们，把对你的爱，换上武器和红血来表现！”所以，228的起因不能简单化约为所谓“省籍矛盾”。
那么，应该如何认识228的本质呢？首先，它是1840年以来濒临亡国灭种的封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所产生的骨肉相残的悲剧。台湾牢龄最高的政治犯林书扬(1926-2012)先生在我1987年的采访时分析说，在帝国主义长达一世纪的无情剥削而陷入长期贫困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祖国，官民关系逐日恶化，助长了有权者贪婪、官僚军警横暴的习性，从而具有政治暴压和经济掠夺的落后的国家机器素质。这也决定了类如228的悲剧，在抗战胜利后的国统区四处爆发的历史必然。也就是说，它是“帝国主义世纪中的中国病变”。因此，台湾人民箪食壶浆迎来了绝大多数人未曾见过〔更谈不上实际了解〕却日月盼望的祖国。而他们以为复归祖国能够结束被殖民统治的屈辱与苦难的主观盼望，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所破灭，进而爆发了官民武力冲突的228事件。
众所周知，政治的统治关系，本质上乃经济的阶级关系的集中表现。因此，228事件基本上反映了经济关系中的矛盾。然而，因为接收官僚几乎都来自大陆，以致在接收初期的混乱中，官民关系的省籍因素就被过分突出了，乃至于官与民的统治关系、有产者和无产者的阶级关系，一时皆受双方地缘的掩覆，在群众的感性认知上，易于变成大陆人与台湾人、外省人与本省人的问题。而228事件的真正悲剧症结就在于冲突的双重性〔阶级与地域〕所带来的意义上的混淆。因此，那场饱含着民族的血和泪的官民冲突，从以前到现在，都被冲突的主要两造—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权资产阶级和一个前殖民地的土著资产阶级，各取统战策略的需要，刻意隐藏自身从属的阶级性，只突出地域性，从而把官与民的矛盾，拥有政治特权的大陆资产阶级和不拥有完全参政权的台湾土著资产阶级的相争，台湾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劳工对新剥削者的反抗，统统纳入大陆人与台湾人的“省籍矛盾”。为害于今尤烈。
问：228事件与后来的白色恐怖有没有历史上的关联？例如，同样是针对认同“红色祖国”的知识分子下手。
蓝：228事件与紧接着来的50 年代白色恐怖当然有它的关联，以及同与不同之处。首先，因为228的血的教训，对“白色祖国”绝望的广大台湾知识青年，通过对中国政局的进一步认识，转而拥护“红色祖国”，并且投入以全中国的民族解放为志向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见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组织系统表〕。1949年，新中国在祖国大陆成立;蒋政权败退台湾，辟建反共的“另一个战场”。1950年韩战爆发。美帝干涉中国内政。蒋政权出卖民族主体性换得有条件的被保护权。台湾被强行纳入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所形成的“双战构造”〔陈映真语〕之中。继承了日据以来台湾爱国主义传统的整整一代人，也在50年代白色恐怖期间遭到全面而残酷的反共肃清。所以，228事件与50年代白色恐怖都是人民遭受当权者暴力迫害的历史悲剧。
但是，两者之间的不同点更多，更重要。按照1950年被捕，系狱34年又7个月的林书扬先生切身体会的分析，首先，在形态上，228是最终被当局派兵镇压的官民之间的武力冲突。而50年代白色恐怖则是戒严令下官方片面军法迫害的全面肃清，并未出现官民之间的交战状态。其次，在性质上，228是地方政府劣政诱发的武装民变，人民要求的是台湾一地制度或施政的改良与改善，是抗暴但不是革命。50年代白色恐怖则是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为了巩固统治地位，而把热烈期望结束内战、国家统一，追求社会正义与人民幸福的爱国人士视作潜在的“危险分子”，以“反共”之名全面肃清的暴力迫害，是大陆上进行有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的延伸。
最根本的是，恰恰因为性质的不同，在官方法律立场上，李登辉可以代表政府道歉，并以平反、抚恤等方式弥补地方政府的228政治责任，却不至于动摇到中央政权的合法性。而根据所谓反共最高国策来推行的50年代白色恐怖，几乎都以“匪谍”入人于罪。因此，在反共国安体制未曾松动的两岸关系下，台湾当局除了在认定和量刑的技术性错误做“补偿”之外，不具有翻案立场。因此，马英九在台北市长任内可以每年都去马场町刑场出席50年代白色恐怖牺牲者的秋祭，一旦身为最高当局后就不再现身了。但他仍然继续向228受难家属道歉，屡遭羞辱而不弃。
然而，根据228基金会的统计，从1995年至2015年，20年来受理申请赔偿金实际共862件，其中“失踪”178件，“死亡”684件。而据台湾地区政治受难人互助会的保守估计,在持续五年的50年代白色恐怖期间，至少有八千名以上不分省籍的“共匪”被杀害，上万名以上同样不分省籍的爱国知识分子、文化人、工人和农民等等被投入10年以上到无期的牢狱徒刑之中。至于“失踪”者就更加难以估算了。两种数字，已经足够清楚说明过去的历史真相与当今的政治现实了。所以，1987年春天，我因为参与陈映真先生创办主编的《人间》杂志的“228专辑”制作，在采访现场偶然遇见了长期被湮灭的50年代白色恐怖的历史之后，这才难以置信地知道台独派的所谓“和平日”运动，其实是刻意在别人流血牺牲的墓冢上插上自己的墓碑。
问：事隔了这么多年，很多历史的真相也遭到扭曲。如今民进党推行包括228在内的“转型正义”有什么不足之处？
蓝：对一个习于说谎并把谎言当作事实的人，你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228与台湾的50年代白色恐怖带给台湾人民的遗害，具体表现在国家分裂的现实政治当中。就在国家长期分裂的状态下，造成了无以数计家庭不能团圆的人伦悲剧，两岸中国人的民族魂也因此长期处于分裂的不健康状态。在反共国安戒严体制严厉统治下,228与那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成为最最禁忌的话语。为了生存，大部份系狱归来的幸存者也被迫刻意遗忘那段被红旗召唤的革命岁月。长久下来，在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价值观洗脑教育下，反共亲美的意识形态于是成为台湾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也因此，承续着日据以来反帝的祖国意识，追求国家统一的50年代受难者们的理想追求，也就更加不能被当代台湾社会的一般民众接受而被刻意遗忘了。台湾社会也因此成了一个对历史集体失忆的病态社会。
1987年7月15日,长达38年的戒严令,终于在海峡两岸的局势相对和缓的客观条件下解除了。1991年5月,“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与“惩治叛乱条例”也相继废除。然而反共的政策却依然没有更改。因此,继228赔偿之后，面对50年代政治受难人互助团体多年来展开复权运动的要求，台湾最高当局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不得不于1998年6月也公布了所谓“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条例”。但是,在“匪谍”及“共产党员”不得“补偿”的排除条款限制下,几乎都是以“匪谍”之名入罪的50年代政治案件的受难者,就没有什么希望获得“补偿”。也因为这样,当年在种种酷刑下仍然拒不“转向”的牺牲者的历史,就在部份受难者及牺牲者的家属为了领得所谓“补偿金”的期待及下一代对历史错误认知的情况下,面临了一场更为悲哀的被迫“转向”的伤害。在中国的传统戏曲中,“认贼做父”通常是悲剧的主题。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对于受害者及其遗族的最大伤害,大概就是通过整体社会长期反共的恐怖政治,让牺牲者的下一代与加害者站在一起,自动地逼使已经牺牲的父兄的政治信仰“转向”,进而否定他们牺牲的意义并取消他们的历史。更为悲哀的是,这些牺牲者的下一代，从小在反共教育下成长,对父兄的历史又完全没有机会了解, 再加上受到“台独史观”的逆流影响，甚至在身份认同上走到自己父兄的对立面，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妨碍历史前进的“白色恐怖结构”的共犯。
从这个观点来看,台湾的50年代白色恐怖就不只是杀了多少知识菁英与民众而已。它更把日据以来台湾进步的理想主义传统,不管是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乃至社会运动的思想理念都彻底消灭了。也因此它把台湾社会的良知与正义都彻底消灭了。从而造成以反蒋、亲美、反共的本土资产阶级为主导的“台湾结”，逐渐成为当今青年一代“去中国”的主流意识。228暨50年代白色恐怖带给受难者家族及全体民众的悲哀,没有比这个更悲哀的了。
因此，不瞒您说，因为有这样的沉痛体会，所以在民进党推行所谓“转型正义”之前好几年，那个最早搞所谓“转型正义”概念的绿色学者找我合作时，我立刻就拒绝替它背书了。众所周知，它现在推行的所谓“转型正义”，也只有蓝绿换位的“转型”却没有正义。它既不认真清理日据五十年殖民统治的历史与意识，也不客观对待228的真相与伤痕，更不扬弃过时的冷战的反共意识，真正终结历史悲剧源头的内战结构，进而促成两岸的民族团结与和平。我们看到，基于岛内外政治斗争〔主要是为了骗选票〕的需要，它一方面给那些在50年代牺牲的台共党人除“罪”，一方面又让两岸关系倒退到对立紧张的临战状态，甚至通过各种反共法令，制造了随时可以扣到政敌乃至一般民众头上的“红帽子”。你认为，这样“自作孽”的“转型正义”，还能有什么好说的呢。〔2021.02.23〕
原载于亚洲周刊2021年3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