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自杀是被《南京大屠杀》害的？生前留下的3张字条说了原因

张纯如自杀是被《南京大屠杀》害的？生前留下的3张字条说了原因

1997年，《南京大屠杀》在美国出版，很快成为纽约时报的年度畅销书，28岁的张纯如成为新锐作家榜上一颗耀眼的新星。可是，她却在2004年11月自杀了。很多人觉得和这本书有关。事实上，她自杀前留下的3张字条更有深意。

张纯如祖籍在江苏淮安，祖父曾在国民政府任职，外祖父是抗日将领。父母从台湾大学毕业后，到美国读博士，定居在了美国。

张纯如出生在美国，是典型的亚裔二代，她遗传了父母的理工科基因，起初，在伊利诺伊大学读计算机，大三那年，她追随内心的理想，转到了新闻专业。

毕业后，她成了一名专业记者。1991年，她结婚定居到南加州，过着平静的生活。

转折发生在1994年，一个朋友告诉她，他们做了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纪录片，但发行遇到了资金困难。

南京大屠杀这五个字，对张纯如而言，一点都陌生。从小，父母就给她讲过很多，父母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幸免于难，没有亲眼见过南京大屠杀，但经常会听上一代人讲到。这些口口相传的故事也再次传到了张纯如的耳朵。

父母有幸移民美国安居乐业，但他们希望孩子知道曾经的历史，不要忘记过去的苦难。

在幼小的张纯如心里，南京大屠杀代表一种无法言说的邪恶。

朋友的遭遇，再次激起了她隐藏心底的秘密。曾经，她很想知道这种邪恶哪些是真的，哪些是传说，但是翻遍了图书馆，都没有找到相应的资料。

现在，她只想去亲身验证这个邪恶。

1995年，张纯如辞职成了一名自由撰稿人，为了这段历史，她飞到南京、台湾实地走访。

大屠杀幸存者的描述，彻底颠覆了她的认知。很多次，她面对资料，泪流满面，仿佛自己是从那场事件中穿越而来的幸运儿。

1997年，南京大屠杀在美国出版，引起了全世界对这段历史的重新审视。

张纯如应邀到各地演讲，和美国驻日大使论辩。但成功的背后，她也多次遭到了右翼分子的威胁。

2003年，张纯如出版了《美国华人》，2004年，她准备写作一本新书，主题是日军对美菲联军的暴行，但就在这一年的8月，她就在路易斯维尔市被诊断为应激性精神病。

医生和她的家人都认为，她患上这种病和长期睡眠不足、精神紧张有很大关系，药物副作用开始显现了。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张纯如曾写道：你们最好记住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作为畅销书作家如日中天的我——而非那个从路易斯维尔市回来后变得失魂落魄的我。

由此可见，她是乐意成为畅销书作家的，《南京大屠杀》这本书和她后来的自杀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张纯如去世后，她的母亲在回忆录中写道：她的去世和药物有很大关系。她的丈夫则认为，和她的工作有关。

那么，张纯如去世前的3张字条究竟写了什么？

第一张字条写于11月8日，大意是“我承诺起床会按时服药、散步、到父母家，不会伤害自己，不会看那些自杀的网站”，

第二张字条大意是“你们最好记住那个曾经的我——那个作为畅销书作家如日中天的我——而非那个从路易斯维尔市回来后变得失魂落魄的我。我的每一次呼吸都变得困难，这种焦虑堪比淹没在开阔的海洋中”

第三张字条：我来路易斯维尔市前几天，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总觉得有人想害我。我被扣押在诺顿医院是当局想破坏我的名声。

第一张字条满满的求生欲，第二张字条明显变得焦虑，第三张字条看起来像是迫害妄想症，也是严重抑郁症、精神疾病的典型症状。

而她说被扣押在诺顿医院，是因为在路易斯维尔市发病后，被送到诺顿医院。警方检查资料显示，她在自杀前服用了控制情绪的精神药物。

综合这些资料来看，张纯如母亲的说法是可信的，她从确诊到离世，仅仅3个月时间，和服用的药物有很大关系。

那么，她为什么会患上这种病？

丈夫认为，和她的工作有关。

首当其冲是工作压力。

采访中，她多次带病工作 ，写作时，为了再现真实的场景，她要把大量暴行照片贴在墙上，每天都沉浸在悲伤和压抑中。

成名后，应邀演讲签售，许多“二战”受害者向她倾诉。她曾经和母亲讲到，每次听完这些故事，觉得精神和情绪都耗空了。

有时候，她还要饱受右翼分子的恐吓，饱受精神压力。

其次是经济压力。

1995年，她辞职成了自由撰稿人。南京大屠杀是她的第二本书，写作这本书时，她依靠柯林斯出版社预付的6万美元度日，但这些费用并不足以支撑实地调研的费用。据记载，她每次采访幸存者，都会给他们一些钱。

丈夫说，她的写作生意都是赔本生意。母亲张盈盈也曾说：纯如的打印机打印的文字，几乎无法阅读，需要买一台新的，但她没有时间，也或许没有钱，承受着时间和财务的双重压力，日子不好过。

南京大屠杀的热销，纯如在经济上平稳了一段时间，但她的好友戴尔回忆，当时，纯如还是很担心破产，想搬到不收营业税的内华达州。

儿子的自闭症或许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她热爱工作，也试图在工作和家庭中找到平衡，因为担心孩子成为拖油瓶，一直拖到2001年才考虑生孩子。

可是医生告诉她，夫妇俩的免疫系统相互排斥，要生育就要接受免疫治疗，要么就请人代孕。最终，张纯如选择了代孕。

2002年，儿子的出生曾带给她短暂的幸福，但很快，她就回归职场，直到有一天，她回家发现儿子会走路了，顿时心生愧疚，觉得自己没有花时间陪伴儿子。

更让她无法接受的是，儿子3岁被查出了自闭症，这个打击再次让她陷入深深的自责，让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这和她一贯要强不服输的性格发生严重冲突。

好友鲍拉回忆，11月3日，纯如打电话诉苦：“患上抑郁症都是外部原因造成的，但别人都说是她自身内部原因造成的”，11月4日，纯如曾给她打电话，不停地说“我有愧于儿子”，沉默了几分钟，突然又问鲍拉是否希望灯光熄灭。

9号，纯如独自开车到偏僻处，熄灭了自己的灯光。

她离开了，可是她用生命写作的《南京大屠杀》几度热销。铺天盖地的舆论都认为是这本书压垮了她。

不可否认，这本书的价值是史无前例的，可是，作为自由撰稿人，这么艰辛，为什么她在的时候，没有这种舆论去宣传她的艰辛，帮她提高版税收入呢？

为此，也有些人觉得，这种舆论不过是别有用心的商人们的营销手段。因为她的母亲、朋友和丈夫都没有这么说。

从她的至亲和朋友们的回忆来看，这本书只是摧垮她的一个间接因素。为了写书，长期积累的工作压力和精神压力，自由撰稿人的经济压力、失衡的母亲角色才是压垮她的直接原因。

20世纪，自由撰稿人曾经是很多媒体人的梦想。但自由撰稿人收入不稳定，常常面临着工作和精神的压力。更通俗一点讲，自由撰稿人像不像今天很多的全职自媒体人，虽然没做出什么成绩，但也曾经常常体验类似的压力？

张纯如是伟大的，她短暂的一生都在忙着为弱者发声，却忘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己也是一个需要帮助的弱者。

如果她不做自由撰稿人，或许她的双重压力有报社可以分担，她不会那么无助；如果她不离开，一定会带给大家更多有价值的作品。只是世间没有如果，“可惜”两个字都不足以表达我们的遗憾！

斯人已去，书值得我们读，人值得我们敬仰，离去的原因同样值得我们关心。因为只有明白这些原因，才能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