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瓷器专家叶佩兰有哪些故事？
叶佩兰老师，古陶瓷鉴定专家、瓷器专家、瓷器鉴定大师、中国有名的资深陶瓷专家。
对于每一个来北京旅游的人来说，故宫都是不能错过的一站，它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也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大、量完整的本质结构古建筑群;而对于叶佩兰来说，故宫绝不仅仅是一处宏伟的古迹，这里还是她工作了近半个世纪的地方。要说工作环境，自己觉得确实不错;你要说古董打动自己，说实在的，那自己没有进故宫之前，自己还真不知道什么叫古董，没有这个概念。但是就即便自己到了故宫工作了以后，那也不是对古董多么的清楚，这才慢慢、慢慢的经过在工作当中逐渐、逐渐地了解。
当时七十六岁的叶佩兰早已退休，不过生活依然十分忙碌，作为国内最著名的瓷器鉴定专家之一，她不仅要经常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还要每天伏案写作完成出版社的约稿。然而在半个世纪之前，刚刚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的叶佩兰还是一个对故宫、对文物一无所知的小姑娘。当时就感觉到这建筑挺伟大的、也没看过，也觉得里边山山水水的，池子里还都有大金鱼、小亭子，特别是御花园、感觉到挺好，有老师带着我们，还能到档案室去给我们讲讲古董什么的那时候，所以还是挺高兴的。1956年，故宫博物院为了开展文物整理工作，招收了一批新人，高中毕业的叶佩兰来到了故宫，经过短暂的培训，她被分配到了陶瓷组。这批年轻人的到来，为陶瓷组带来了一股朝气，但是他们有时候显露出来的毛糙劲儿，也让陶瓷组的老先生们捏了一把汗。故宫，尤其是瓷器，就怕碰，所以他们在一个库房里头都干活，就怕声音响，特别是他们过去有个老组长，只要他们在干活，就在核对、在整理时，因为这个瓷器之间一碰它就要响声了，只要有一点声，组长立刻就过来，“谁呀谁呀”，因为他们的库房挺大，分拨、分组，你干这片儿、他干那片儿。虽然都在一个屋子里头，但是你要有一点声响，只要有一点响声，他们那个老组长立刻就喊，“谁、这是谁”，赶快就过来瞅瞅，瞧瞧有什么毛病没有。
随着工作的深入，叶佩兰对故宫有了新的认识，这里不仅仅是一座壮观的皇家宫殿，还是一座拥有着数不尽的陶瓷珍品的博物馆。1925年，随着末代皇帝溥仪搬出故宫，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通过李煜瀛、陈垣等著名学者的艰苦工作，当时初步整理出了清代宫中旧藏的文物一百余万件，而在这些传世藏品中，陶瓷器的数量多达三十多万件。为了重新整理这些藏品，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故宫博物院专门成立了陶瓷组。当时的话，他们就五六个人，就是有三个老专家，在那陈万里、孙瀛洲、冯先铭，然后有自己一个、另外还有我们现在的就是有一个叫王景福的、还有一个叫赵德昆的吧，反正就是他们三个年轻人、三个老年人。说起瓷器组的三位老先生在中国的古瓷界都是泰斗级的人物，能够得到他们其中任何一位的点拨都可以让人受益终生。在人才济济的故宫博物院竟然出现了三位大师仅仅指导三名学生的情况，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让叶佩兰抓住了。陈万里给自己的感觉，陈先生他也还是对人很客客气气，而且一看起来的话就是很有学术水平的那个老学者的样子。他呢，自己觉得陈万里陈先生他以前呢，不是专门研究陶瓷，他是后来、他才走入研究陶瓷的，他以前是一个医生，而且他还会摄影，所以后来呢，他可能他喜爱这个、然后就走到了考古的路上来了，所以他来了以后就带动大家然后就是进行用考古发掘的成就来结合传世品、来研究古陶瓷。刚开始叶佩兰觉得很奇怪，故宫有这么多现成的古代瓷器，为什么陈万里还要全国各地出差考察、带领大家研究考古发掘呢，因为我们研究瓷器不是说都是故宫的瓷器，特别是明清以前它有好多地方窑，就是说这个瓷器元代以前的话、那主要就是各个地区瓷窑发展得还是非常好，特别是到了唐宋以后咱们中国的瓷器就等于是瓷窑、全国各地的瓷窑广泛兴起。你像河北、河南、山西、山东、湖南、河北各地都有瓷窑，但是就是说我们虽然有这些个藏品，利用考古发掘的成就、发掘的东西来研究这一个瓷窑它的历史，而且以及它的器物的特征。自己觉得在故宫来讲，像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觉得是一个很好的机遇。陈万里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查的学者，他认为要掌握瓷器发展的历史，除了研究传世品之外，还要对古瓷窑址与古墓葬进行调查和发掘，然后以这两者相互印证进行研究、才能掌握全面的信息。陈万里在讲课的同时，冯先铭、孙瀛洲两位老先生也没闲着，为了让这些年轻人尽快地掌握瓷器知识，他们专门开辟了一个古瓷学习班。过去是每星期五下午业务学习，有时候他(冯先铭)讲，有的时候孙瀛州也给讲讲。他给我们讲呢，讲完了以后，自己是根据他们讲的呢，自己再总结、写这个总结。每次听课以后，叶佩兰都会把大师的讲义整理在笔记本上。课程结束后，冯先铭把叶佩兰的笔记本要了过去，几天后，当叶佩兰重新拿回笔记本后，惊奇地发现笔记本上已经满是红色的批注。郎窑红还有豇豆红自己后头挂上写上康熙的新品种，结果冯先生给我们、自己画一个道，就是说豇豆红是康熙时候的新发明的新品种;郎窑红是属于当时仿明代的红釉，所以郎窑红和豇豆红还是不太一样的。自己呢，就搁在一起了，他就给我分了一下。另外呢，就是郎窑自己这还有豇胎青花、这个说明郎窑也烧青花，他们讲的时候自己这么记上了，后来冯先生给自己这儿等着，待考。还不见得郎窑烧青花。冯先生的严谨治学让叶佩兰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中国陶瓷史》，这本书单对初稿的修正和补充就耗时四年，这部著作详细介绍了我国从新石器时代到清代的历朝陶瓷，是了解、研究中国陶瓷的必备书籍，这本巨著的主编正是冯先铭。在这些大师的细心指导下，叶佩兰由一名对古瓷一窍不通的高中毕业生迅速成长为一名具有一定鉴赏能力的合格员工。叶佩兰的三位老师中，孙瀛洲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位，因为他不仅仅是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还是一位故宫藏品重要的捐献者。孙瀛洲在来到故宫博物院之前已经是名满京城的古玩大家，人送外号宣德大王，以收藏宣德官窑青花瓷器闻名于世。1956年他把自己保存的三千多件文物全都无偿地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这其中许多瓷器都是难得一见的传世精品。孙瀛洲在古玩行里真枪实弹地摸爬滚打了几十年，他给大家讲课的方式自然有他的特点。就是有一次搞五大名窑的时候，孙瀛洲为了让大家怎么样来认识这个仿品，所以他就把宋代的、明代的、清代的把这仿的都提出来，然后孙老就让他们，你们把它们都打乱了、随便放。他到一边抽一根烟去，他也不看着，然后打乱了以后，他说让他们就叫他、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以后，他闭着眼，他闭着眼进来，大家扶着他、扶他一下，他闭着眼进来，然后到桌子旁边来以后，他就来摸，摸一个、猜一个，摸一个、猜一个，这是明的、这是清的、这是宋的，就摸了几个。我们提了好几个呢，我们明代、清代仿的还挺多的，宋代的也还很多的。所以他做了这么一个表演，当然他都说对了、大家都愣了，而且还有的人笑，您怎么知道的、有的还这样呢。原来鉴定的秘密就在手上，在瓷器行当里，即使是行家里手一不小心也会打眼、吃药，孙瀛洲玩的都是官窑上品，更是不能有一点儿疏忽。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钻研，渐渐总结出了一套各个时代瓷器的手感特点。不同时代，它的工艺不太一样。宋代的呢，它的小足、它那个釉是自然流垂的，越到边上、它那个釉就越薄，所以你捏呢，捏不起来、它是滑溜的、它是自然流垂下来的，所以宋代、现在你要仿成它这个，就是那个釉子、就是逐渐自然流垂在足边，这个工艺是很难达到的。可是到了明代和清代，它都凹足了，以后它那个足都比较规矩、比较整齐，而且你一摸呢，它这个足的感觉来讲、和宋代就不一样了，而且一捏就捏起来了，对吧，另外明代和清代还不太一样。明代你一捏，明代的釉厚、胎也比较厚，其它当然还有其它的特征了;可是你要是清代的话，比它那个薄、还规矩。所以他一摸他这个手感，所以有的时候孙老、过去有人把他称作是宣德大王，宣德这个青花他要上手一摸的感觉也能立刻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说明什么，他的实践经验太丰富了。当时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在社会上为故宫搜寻藏品。在跟随孙瀛洲外出时，有一次叶佩兰一下子看中了一件瓷器，她根据瓷胚判断、这是一件清朝乾隆时期的瓷器。在看过瓷器之后，孙瀛洲给出的判断让叶佩兰大开眼界。瓶子没问题，就是老胎后挂彩有这样的现象。那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怎么还有后挂彩，听起来挺、怎么瓷器上还有这事啊。怎么看，因为你这个东西是老东西，是吧，这个老胎、它这个东西是老的，过去也经过了好多年了，所以也有可能过去用过或者摆过，在日常生活当中它就有一些个啃、按的磨损，肉眼看不出来，就是咱们就这种白釉的瓶子表面有的时候它有一点儿划伤、你看不太出来，就是釉面上有点划伤;但是你要看的时候，但是你要上彩，你要一画花纹，这个彩不就把你这个划道给盖上了吗，对吧，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要用放大镜呢，他就告诉我们了、他比划着了，你一看。他看完了、再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彩在上边、在彩下边底下压着一个道、压了一个划伤的痕迹，就是过去釉表面划伤一个痕迹，但是呢、这个道上边有花纹那就证明这个彩是后挂上去的。经过孙瀛洲的讲解，叶佩兰才知道这件瓷器是利用清朝的瓷胚在民国时期重新上的彩。与清朝的瓷器相比，两者的价格相差数十倍;而在当时的古玩市场上还有许多仿冒宋朝五大名窑的瓷器，各个要价不菲。如何鉴别出这些瓷器的真伪也是孙瀛洲的绝活儿。五大名窑，看釉、看那个气泡，看气泡、你就看孙老的书，就是说汝窑，汝窑呢，大家都知道一看，汝窑那个气泡，一般形容汝窑的气泡叫做疏若晨星，疏就是稀疏的疏、假若的若，像早晨的星星，官窑、哥窑的气泡叫做聚沫攒珠，就是聚在一起的唾沫，有小气泡嘛，攒到一起像小珠子似的、都攒到一块堆了。他就告诉他们，这就是他总结出来的经验。然后就拿放大镜就让他们看，他们在库房里头用高倍的放大镜。第一次看的时候，自己的印象特深，到现在自己都不能够忘掉，低下一看、真漂亮，真像早晨的星星似的，所有大气泡都是亮的，而且这些个气泡都像沉在水下似的那种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