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十四日
作者|蓝博洲
今天是十月十四日。一九五0年的今天,被捕当时的身份是省立基隆中学校长的钟浩东先生,在几声枪响划过台北市新店溪畔的天空之后,终于仆倒在马场町刑场一片血红的泥地上。
摄影:何经泰
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记得,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知道钟浩东这个人及其悲剧故事的。也许是在采集二二八及五0年代白色恐怖民众史的过程中,就不时地会听到那些政治受难人提到他的名字吧!毕竟,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一九四九年秋天,钟浩东校长及其他教职员陆续被捕的基隆中学事件,的确也堪称国民党流亡政权在台湾拉开的白色恐怖统治的序幕。
然而,印象中,这个基隆中学事件,在小说家陈映真一九八七年发表的«赵南栋»中,还是以「K中学事件」代称。除非是历经那个恐怖年代的老一辈,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在读小说的当时是无从理解它竟然是曾经发生在台湾的一场具体事件。
其实,我们早就通过阅读钟理和先生的作品而碰触到钟浩东这个人的生命了。我们都记得钟理和所写的那句名言——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二哥如此,我亦未能例外!关于「二哥」,钟理和还提到:「真正启发我对中国发生思想和感情的人,是我二哥。我这位二哥,少时即有一种可说是与生俱来的强烈倾向——倾慕祖国大陆。……」在一篇关于「学习写作的过程」的自叙中,他也提到,他之所以「从事文艺工作,他(二哥)的鼓励有很大的关系。」可是,对台湾近现代史无知的我们却一直不知道,作家钟理和背后的二哥,竟然隐藏着一段不为我们所知的丰富而曲折的历史情节。
一直要到一九八七年的春夏之交吧!采访了曾经在基隆中学担任数学老师,也是钟浩东美浓同乡的李旺辉先生之后,我才对钟理和笔下的二哥及基隆中学事件有了初步的了解。其实,在冈山服兵役期间,我就已经在左营彭瑞金先生家里见过李先生了。记得,那是当时«文学界»杂志针对陈若曦作品的一场讨论会,通过李乔先生的介绍,我得以列席旁听。而李先生是与钟理和的长子钟铁民先生一起出席的。处在戒严时期,没人介绍,我也不知眼前这位寻常的台湾欧几桑(大叔),竟会是一个坐过十五年牢的政治犯。再见到李先生,是八七年春天,南下采集二二八事件的历史证言时,介绍人是老政治犯林书扬先生。而李先生也放下手边的工作,开着车,载我在高屏地区,四处采集历史的证言。
作完李先生的采访后不久,我接到他的长途电话,说是已经联络上钟校长的遗孀,她也答应接受我的采访,时间就约在他下次北上时,由他陪我去。在电话中,李先生并没有告诉我校长夫人的姓名,更没有详细告诉我她的近况。我也没有多问,只等他上台北时带我去拜访。就在等待期间,我联络上蒋碧玉女士,她也答应接受我的采访。可我当时的采访动机只因为她是蒋渭水先生的女儿,通过她,也许能够对渭水先生及其时代,有更具体而生动地理解。如此而已。
这样,就在一个秋冬之交的某个有阳光的午后,我依约来到台北宁夏路,蒋女士当时居住的一栋老式洋楼的阴暗的二楼,就着桌前一盏晕黄的台灯,进行访谈。谈了一会之后,我发现她竟然就是李先生要帮我引见的钟校长的遗孀,于是我就把采访的主题,从蒋渭水转移到她和钟校长共同走过的时代。当访谈进行到钟校长于一九五0年十月十四日牺牲的情况时,也许是为了转移内心的悲痛吧!她站了起来,走到紧邻客厅的房间,久久之后,拿了一本封面老旧泛黄的相本,按序展开,一边指着相本里头的老照片,一边向我解释那照片有哪些人,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拍的。
我看着眼前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再看看她那英挺、漂亮的少女时代与钟浩东等青春飞扬的俊秀青年们登山、郊游的一张张照片,当下即具体地感到一种难以描述的历史的沧桑。最后,就在相本的封底里,夹着两页发黄的信纸。那是钟浩东写于一九五0年十月二日深夜的遗书。经她允许,我仔细地读了一遍,并且注意到,整篇遗书的思绪,基本上是流畅无碍的,只有中间一段,似乎是考虑如何向她暗示即将面临的死亡而有几个字的涂改。通过这样的涂改,我在当下就可以理解,在军法处押房里偷偷地写着遗书的钟浩东,内心深处正在起着多么激烈的波动啊。
十二天后的十月十四日清晨,钟浩东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终于付出了他正值青壮的生命。就在同一天,因为肺病而动了手术的钟理和,却走出死亡的阴影,「再一次的获得了生命」。
就在「天高气清」的一九五0年十月十四日,钟理和在当天日记的最后两行,先是感慨万千地写着:「这是我的新生!」然后,再用粗黑的笔触写着:「和鸣死」。
十月十四日,一死一生的两兄弟,真正感人的历史与文学,就在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寻常日子里。(一九九九年十月十四日深夜)